眼看离西方传统圣诞季只剩下2个月时间，欧美消费者与商界对于可能面临的商品短缺的担忧甚至比对疫情的担忧更深。
越南百万工人受到疫情的影响，未能复工复产，导致耐克鞋服等一系列产品的产量急剧下降。 就在上个月，NIKE 耐克公司下调了公司的销售预期，全年的业绩也将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同为全球知名体育品牌 PUMA 彪马公司在越南的生产自然也不能幸免， 彪马公司首席执行官 Bjorn Gulden 之前就表示，公司正在尽量从中国采购更多的产品以弥补越南产能的严重不足。而就在两年前，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PUMA 将中国的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如今又不得不再从中国获取产能，而未来供应链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让公司高管们颇为头痛，毕竟业绩表现与市场份额是所有公司都最为看重的事情。疫情至今，不仅仅是服装鞋类，中国生产的几乎所有的日用消费品、食品，以及工业产品出口订单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全球数以万计的公司的业务运转，销售活动，都必须依靠中国制造的商品为其供应。如今这样的局面，全球跨国公司的高管以及国际贸易从业者们都不得不承认：就论量产制造，稳定供应，真正靠得住的真的只有中国。
之前一些外企 “撤出中国” 有哪些主要原因？
一些公司受到之前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避免被加征关税。
有些公司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使其利润减少，从而转移到例如东南亚国家等其他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企业自身业务转型调整，以及公司业务出售，并购重组等原因。
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欧美一些媒体和反华势力一直鼓吹“制造业过度依赖中国” ， “去中国化” ， “亚太再平衡” ， “将公司撤出中国来打压中国发展” ， “自由与人权问题”等等各种论调不绝于耳，一些跨国公司高层为了本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受到反华势力威逼利诱，从而采取 “撤出中国” 的战略来换取获得其他政治与经济利益。
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后悔将其生产线转移出中国，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劳动力素质与态度 （Quality of Labor） —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确实比中国一些地区的成本要低，但是其本国劳动力素质不高，工作效率与态度与中国劳工还是有一定差别， 高质量劳动力的短缺对公司业务影响很大。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部分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国家的基础设施比中国落后，当地的电力能源供应，道路，港口物流设施，并不能很好地为其生产提供良好的支持服务。
供应链 （Supply Chain） —产业供应链也是一大原因，中国制造业体系完整， 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而其他国家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和中间体半成品等还必须依赖进口，这也增加了制造和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受到很大影响。
营商环境 （Business Environment） —许多国家的政府工作效率一直比较低下，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十分严重。 一些经常奔走与亚太区各国的区域管理人员私下都表示：“与中国这些年政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便利一站式服务能力来相比，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办事流程和效率似乎还停留在上世纪”。
传统制造业在中国是否就没有成本优势了？
“中国的成本优势的纵深很长” ，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中西部或者其他发展中地区是比 “撤出中国” 更好的一个选择。
人力成本 （Labor Cost）方面 —原先很多公司的工厂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快速，居民收入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用工成本的上升确实给传统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相比之下，中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人力成本方面还有不小优势。 举例来说，江苏省苏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昆山市，其GDP 超过4200 亿，这个数字超过了宁夏、青海、西藏3个省。 而中国中西部普通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与越南等国家的此项水平差距并不大，中国很多地区最近才刚脱贫摘帽。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近几年的涨幅是很快，从劳动力人口基数来看，所谓的成本优势并不是很明显。 即使同在相对经济发达地区例如长三角地区，相比上海市（比如：金山区、奉贤区）江苏苏州市 （昆山市，太仓市）的用工成本与江苏宿迁、连云港、淮安、安徽池州、淮北等地区的用工成本也是有一定的差距。
土地成本 （Land Cost）方面—制造业所需的土地购置或者租赁的成本在中国各地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一些一二线城市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留给传统制造业有价格优势的土地资源确实已经十分稀少。 但是中国将近3000 个（县级市，市辖区，县）县级行政区拥有各类工业园区数万个。 可供产业转移、搬迁的空间选择巨大，一些比较好的制造业项目，地方政府都有政策优惠，土地的成本几乎是忽略不计。而且一不小心还可能获得 “彩蛋”， 过去20年间很多地区城市化、城镇化速度惊人， 原先很多厂房甚至整片工业区由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工厂拆迁，企业获得安置补偿的案例比比皆是。许多工厂片区被规划开发成了房地产项目， 企业早期投资购置的土地，在拆迁的时候获得的无论是资金补偿，还是另辟土地补偿，所带来的收益可能比公司经营的收益都要大。很多公司笑称： 真有一种 “拆迁户” 的感觉。即使没得到拆迁，当初优惠购置的价格，现在出售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政策（Incentives）方面—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各地对于产业转移的各种优惠政策、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政策、 疫情期间税收优惠、 全国各地自贸区、 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其他资质认定等等等等。这些政策方面的红利，企业都可以享受，这能直接或者间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很多真正了解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已经享受到了这些政策的利好，不断加码在中国的投资，在全国各地布局设点。
之前笔者与众多跨国公司高管的交流中，他们经常会提及一个词，“Uncertainty” （不确定性），看得出他们对于地缘政治，以及例如Covid-19 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重大事件对公司的业务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多或少还存有一些担忧。 如今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深深体会到，一个强大的政府对其投资与全球业务运营的帮助有多大。近年来很多国家自然灾害频发，在出现洪水，台风等恶劣天气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可以自上而下积极应对，快速响应，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和经营。 特别是在面对新冠疫情这种全球性超级灾难事件时，也只有中国各级政府强有力的管控，快速将疫情控制住，主动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使其能尽快复工复产，将疫情造成的冲击降低到最低。目前来看，其他国家即使是很多发达国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历经这场还未结束的全球疫情的冲击和考验，理智思考的跨国公司都能够明白：未来“不确定性” 中那个“确定性”，就是中国。这个拥有强大执政能力能应对任何挑战的政府；勤劳睿智的人民；朝气蓬勃、不断自我革新、发展进步中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