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離西方傳統聖誕季只剩下2個月時間，歐美消費者與商界對於可能面臨的商品短缺的擔憂甚至比對疫情的擔憂更深。
越南百萬工人受到疫情的影響，未能復工復產，導致耐克鞋服等一系列產品的產量急劇下降。 就在上個月，NIKE 耐克公司下調了公司的銷售預期，全年的業績也將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 同為全球知名體育品牌 PUMA 彪馬公司在越南的生產自然也不能倖免， 彪馬公司首席執行官 Bjorn Gulden 之前就表示，公司正在盡量從中國採購更多的產品以彌補越南產能的嚴重不足。而就在兩年前，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PUMA 將中國的生產線轉移到了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如今又不得不再從中國獲取產能，而未來供應鏈面臨的不確定性也讓公司高管們頗為頭痛，畢竟業績表現與市場份額是所有公司都最為看重的事情。疫情至今，不僅僅是服裝鞋類，中國生產的幾乎所有的日用消費品、食品，以及工業產品出口訂單量呈現井噴式增長。全球數以萬計的公司的業務運轉，銷售活動，都必須依靠中國製造的商品為其供應。如今這樣的局面，全球跨國公司的高管以及國際貿易從業者們都不得不承認：就論量產製造，穩定供應，真正靠得住的真的只有中國。
之前一些外企 “撤出中國” 有哪些主要原因？
一些公司受到之前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避免被加征關稅。
有些公司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使其利潤減少，從而轉移到例如東南亞國家等其他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區。
企業自身業務轉型調整，以及公司業務出售，併購重組等原因。
最後一個主要原因是歐美一些媒體和反華勢力一直鼓吹“製造業過度依賴中國” ， “去中國化” ， “亞太再平衡” ， “將公司撤出中國來打壓中國發展” ， “自由與人權問題”等等各種論調不絕於耳，一些跨國公司高層為了本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受到反華勢力威逼利誘，從而採取 “撤出中國” 的戰略來換取獲得其他政治與經濟利益。
一些跨國公司已經後悔將其生產線轉移出中國，主要原因又是什麼？
勞動力素質與態度 （Quality of Labor） —許多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成本確實比中國一些地區的成本要低，但是其本國勞動力素質不高，工作效率與態度與中國勞工還是有一定差別， 高質量勞動力的短缺對公司業務影響很大。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部分東南亞以及印度等國家的基礎設施比中國落後，當地的電力能源供應，道路，港口物流設施，並不能很好地為其生產提供良好的支持服務。
供應鏈 （Supply Chain） —產業供應鏈也是一大原因，中國製造業體系完整， 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而其他國家工業生產的原材料和中間體半成品等還必須依賴進口，這也增加了製造和物流成本，生產效率也受到很大影響。
營商環境 （Business Environment） —許多國家的政府工作效率一直比較低下，官僚主義，腐敗問題十分嚴重。 一些經常奔走與亞太區各國的區域管理人員私下都表示：“與中國這些年政務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數字化便利一站式服務能力來相比，印度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辦事流程和效率似乎還停留在上世紀”。
傳統製造業在中國是否就沒有成本優勢了？
“中國的成本優勢的縱深很長” ，從東南沿海轉移到中西部或者其他發展中地區是比 “撤出中國” 更好的一個選擇。
人力成本 （Labor Cost）方面 —原先很多公司的工廠大多位於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區。 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快速，居民收入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用工成本的上升確實給傳統製造業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相比之下，中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在人力成本方面還有不小優勢。 舉例來說，江蘇省蘇州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崑山市，其GDP 超過4200 億，這個數字超過了寧夏、青海、西藏3個省。 而中國中西部普通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水平與越南等國家的此項水平差距並不大，中國很多地區最近才剛脫貧摘帽。 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近幾年的漲幅是很快，從勞動力人口基數來看，所謂的成本優勢並不是很明顯。 即使同在相對經濟發達地區例如長三角地區，相比上海市（比如：金山區、奉賢區）江蘇蘇州市 （崑山市，太倉市）的用工成本與江蘇宿遷、連雲港、淮安、安徽池州、淮北等地區的用工成本也是有一定的差距。
土地成本 （Land Cost）方面—製造業所需的土地購置或者租賃的成本在中國各地的差距也是十分明顯。 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一些一二線城市由於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留給傳統製造業有價格優勢的土地資源確實已經十分稀少。 但是中國將近3000 個（縣級市，市轄區，縣）縣級行政區擁有各類工業園區數萬個。 可供產業轉移、搬遷的空間選擇巨大，一些比較好的製造業項目，地方政府都有政策優惠，土地的成本幾乎是忽略不計。而且一不小心還可能獲得 “彩蛋”， 過去20年間很多地區城市化、城鎮化速度驚人， 原先很多廠房甚至整片工業區由於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的原因，工廠拆遷，企業獲得安置補償的案例比比皆是。許多工廠片區被規劃開發成了房地產項目， 企業早期投資購置的土地，在拆遷的時候獲得的無論是資金補償，還是另闢土地補償，所帶來的收益可能比公司經營的收益都要大。很多公司笑稱： 真有一種 “拆遷戶” 的感覺。即使沒得到拆遷，當初優惠購置的價格，現在出售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政策（Incentives）方面—中國的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各地對於產業轉移的各種優惠政策、 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政策、 疫情期間稅收優惠、 全國各地自貿區、 海南自貿港的政策紅利、 高新技術企業以及其他資質認定等等等等。這些政策方面的紅利，企業都可以享受，這能直接或者間接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 很多真正了解中國的跨國公司都已經享受到了這些政策的利好，不斷加碼在中國的投資，在全國各地布局設點。
之前筆者與眾多跨國公司高管的交流中，他們經常會提及一個詞，“Uncertainty” （不確定性），看得出他們對於地緣政治，以及例如Covid-19 新冠疫情這樣的全球性重大事件對公司的業務帶來的不確定性或多或少還存有一些擔憂。 如今很多跨國公司已經深深體會到，一個強大的政府對其投資與全球業務運營的幫助有多大。近年來很多國家自然災害頻發，在出現洪水，颱風等惡劣天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可以自上而下積極應對，快速響應，幫助企業儘快恢復生產和經營。 特別是在面對新冠疫情這種全球性超級災難事件時，也只有中國各級政府強有力的管控，快速將疫情控制住，主動為企業提供實實在在的幫助，使其能儘快復工復產，將疫情造成的衝擊降低到最低。目前來看，其他國家即使是很多發達國家都無法做到這一點。
歷經這場還未結束的全球疫情的衝擊和考驗，理智思考的跨國公司都能夠明白：未來“不確定性” 中那個“確定性”，就是中國。這個擁有強大執政能力能應對任何挑戰的政府；勤勞睿智的人民；朝氣蓬勃、不斷自我革新、發展進步中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