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末，巴斯夫創業投資（上海）有限公司（“巴斯夫”）、沙伯基礎工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SABIC”）與上海普利生機電科技有限公司（“普利生”）戰略投資的簽約儀式在新落成的上海世博中心盛大舉行。儘管普利生曾經在傳統照相領域與日本行業巨頭並肩發展並在數碼技術衝擊下涅槃重生潛心鑽研數年成為了高速光固化3D打印領域的高科技企業，但在此之前普利生從未如此高調亮相過。無獨有偶，另一家500強跨國公司去年下半年從德國總部委派一名華裔投資經理到中國區負責組建VC BU並委託天元啟動在華第一個投資項目、一家從事大數據分析和應用的本土創業型企業也委託天元負責與另一家知名跨國公司洽談投資事宜。類似於巴斯夫、SABIC這樣的行業巨頭公眾並不陌生，甚至有媒體比喻他們是“航空母艦”，為什麼這些跨國公司會放下身段通過風險投資的方式與普利生這樣的創業型高科技企業達成戰略合作呢？這樣的“聯姻”是否預示着風險投資行業中出現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或跨國公司將在華風險投資已作為一項重要戰略？
一、跨國公司過往參與中國VC行業積極性不高
風險投資行業（“VC”）是上世紀末傳入中國的，隨着中國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境外知名投資基金管理人、華爾街和硅谷“海歸”、本土專業投資人、富豪都陸續粉墨登場，構成了VC的主力軍，支撐了這個行業二十多年的發展，成功的經驗廣為流傳、失敗的教訓刻骨銘心。儘管《關於設立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的暫行規定》自2001年就頒布實施以鼓勵外國投資者來華投資高新技術企業，但這場盛宴里跨國公司的身影卻不常見。
我們分析這一現象最主要的原因是跨國公司對於在華投資的整體戰略。雖然跨國公司在華的直接投資的絕對金額非常巨大，但其主要投資策略還是從全球化布局來考慮，在中國設立生產和研發基地、開拓本地市場或降低生產成本後全球化銷售，投資的表現形式主要為綠地投資和併購，投資的主要方向也與跨國公司主業和上下游密不可分。與此戰略相匹配的，跨國公司在華管理機構也極少有涉足新領域、新行業的決策權限，即便後來不少跨國公司都在境內設立地區總部，但保障跨國公司運行的機制和流程都很少給予外商投資企業參與本地VC投資的窗口。這其中，上世紀末就在國內完成首單風險投資的英特爾可能是極少數的例外，這與其自身所處的行業特性有關。即便如此，英特爾到目前為止的風險投資決策仍然是在美國本土作出的，其他相對傳統的跨國公司幾乎都仍秉承了一貫的在華投資策略。
二、跨國公司嘗試在華VC投資與其借力中國新經濟完成戰略升級相關
如今，像巴斯夫這樣有着深厚產業背景的巨頭開始將眼光投向中國的VC行業了：2017年完成巴斯夫創投的設立、2018年完成第一單投資項目，並在2019年謀劃布局更多的投資項目。用巴斯夫創投董事總經理Markus Solibieda的一句話來形容，“中國將是巴斯夫創投未來最重要的市場”。
具有深厚產業背景的中國投資人參與VC投資已很普遍，產業投資人初期參與VC的戰略大多圍繞着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多元化，常見於自身所處行業遭遇發展瓶頸，希望利用自有資金嘗試新興產業；二是培育上下游，常見於所處產業鏈階段需要向上突破或者向下拓展。在嘗到了甜頭後，中國產業投資人甚至完成了華麗轉身，通過私募等方式成為了基金管理人並專門投資到相關產業，成為新的利潤增長點。
這樣的成功模式與我們理解目前跨國公司嘗試參與到VC行業的戰略有相似，但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首先，跨國公司大多是行業巨頭，其全球化程度以及行業內多元化程度已接近極致，選擇初創型高科技企業並不是出於傳統意義上的多元化戰略考慮，而更加關注的是如何迅速驗證新的技術並將其與所處的傳統行業進行結合；其次，跨國公司開展風險投資也不是簡單的拓展上下游，例如，雖然普利生的3D打印基礎材料技術來自於巴斯夫，但巴斯夫更加關注的是如何圍繞其自身優勢開拓新興產業、細分領域，甚至是與普利生共同創造出新的“應用場景”，並進而通過其全球化優勢反嚮應用到國際市場，可以說是開拓、驗證新的商業模式；再者，可預見的是巴斯夫這樣的跨國公司在未來很可能會搭建一個創業型企業的孵化平台，形成自己的“生態圈”，其投資的目標領域無一不會圍繞着自身的傳統優勢進行，而這些創業企業都將享受到跨國公司在技術、市場、資金、全球化資源的紅利，甚至於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完成自身的創新、應用、交叉合作。從戰略層面上說，我們認為跨國公司參與風險投資的戰略會更接近於阿里、騰訊打造生態圈的策略，只是會更加聚焦和細分，邊界相對更為清晰。因此，我們認為跨國公司已經開始考慮和嘗試通過嫁接中國新技術、新模式、新人才來助力其自身的戰略升級。
三、跨國公司參與VC投資的差異化考慮
與傳統VC投資人相比，跨國公司在投資創業型企業的關注點存在着諸多差異並且在投資條款上會形成一套新的體系。首先，跨國公司會給予初創企業更多的耐心，相比較有存續期限的基金來說，跨國公司對於投資退出或者回報周期不會存在太多嚴格的限制和要求。因此，常見於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投資文本中的收入規模、利潤指標、後輪融資、合格IPO計劃等往往會基於創業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的協同效應進行合理規劃；其次，跨國公司必然會更多的參與初創企業的戰略制定和具體執行中，以充分利用跨國公司自身的資源優勢來助力初創企業的高速發展。因此，在投資交割後的公司治理結構上，跨國公司必然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不僅僅是常見的委派董事和在重大事項上行使veto rights來參與公司決策；再者，基於跨國公司重視合規要求的考慮，對於常見於初創型企業的合規瑕疵，例如勞動人事與社保、稅務風險等，跨國公司提出的合規要求會高於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並且還可能會特別提出諸如反壟斷、反商業賄賂的要求，以避免影響跨國公司的整體利益；此外，由於跨國公司目前的投資決策機構大多還保留在總部，基於語言、文化、國情上的差異，我們也注意到跨國公司參與風險投資時的內部溝通、決策及交割的時間跨度都相對較長，也可能因此會錯失一些投資良機。
結語
伴隨着《外商投資法》確立准入前國民待遇的深化改革紅利以及科創板等資本市場的重大利好，伴隨着中國在新能源、通信技術、消費升級、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新興領域的技術和市場優勢，天元可預見的是跨國公司參與風險投資的趨勢方興未艾！憑藉多年服務於跨國公司的經驗和天元在風險投資領域的優勢，天元必將為各方“聯姻”提供卓越服務。
天元律師事務所
